Borges在论述Dante的文章中，将“杀人犯”这一概念作为一种抽象来探讨；他主张，具体的个体才是像Raskolnikov那样在一系列环境条件中行动的人。然而，Ricardo Barreda案是与男性的强大感和正当感妄想相关联的女性杀人案之一。
牙医Ricardo Barreda于1992年11月15日在La Plata的家中，用猎枪杀死了妻子Gladys McDonald、岳母Elena Arreche以及2个女儿Cecilia和Adriana。他收集了弹壳，换了衣服，在餐馆吃饭，与一名女子见面，然后前往Punta Lara海滩。晚上回到家后，他制造出遭窃的假象；他告诉医院，有窃贼进入了家中，屋里还有尸体。警方很快开始怀疑Barreda。Barreda在审讯中指出枪支的位置，并讲述了这些谋杀案。
第一次庭审在大屠杀发生9个月后举行。媒体关注的不是受害者，而是56岁的Barreda的性格。据报道，他曾对律师说“和那些女人一起生活就是地狱”，而他的妻子曾希望他死去。以受辱指控为依据的报道，将其凶残的形象转变成了“受害者”的叙事。法院门口挤满了支持Barreda的人。
为何重要
这一案件表明，在女性杀人案件中，聚焦于犯罪者的个性及其提出的受辱说法的新闻语言，如何将受害者推向背景。试图解释Barreda个人处境的做法，可以与Borges对抽象杀人犯概念的反对联系起来；然而，这种做法也清楚呈现了其与为杀害4名女性辩护的受害者叙事之间的界限。法院外的支持表明，这一叙事并未仅停留在新闻框架之内，也反映在公众反应中。不过，要得出媒体歪曲了这一事件的结论，文本中并没有关于相关报道的范围、频率或受害者受到何种呈现的更具体证据。尽管这一缺失使批评的方向可以理解，但它也使对媒体作出具有普遍性的评价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。